12月26日下午，北京电影学院报告厅内涌动着近乎沸腾的思想热流，报告厅内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“北电大讲堂·文学与电影”第二季第二期巅峰对谈隆重举行。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文化学者戴锦华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，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、作家兼导演徐浩峰三位横跨文学批评、小说创作与电影实践的嘉宾，围绕“当‘古道’遇见‘热肠’——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”，进行了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与碰撞。
徐浩峰：我的电影是严肃的“行业剧”
以冷峻武侠美学独树一帜的徐浩峰，首先援引《文心雕龙》与司马迁的治史精神，指出中国文艺传统向来将高尚人格与天地之美等同，这本身就是一种“道”。他的创作，如《师父》《箭士柳白猿》，刻意剥离传统武侠的浪漫飞檐，转而聚焦“武行”——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会组织，以近乎人类学考据的精度，解剖其内部规则、伦理与利益博弈。他坦言，自己拍的并非快意恩仇的“武侠”，而是严肃的“行业剧”，旨在通过一个微观切片，透视更广阔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谱。
针对其作品中主人公常以“落寞背影”收场的诘问，徐浩峰揭示了其叙事策略：这并非悲观，而是一种强调手法。如同欧洲古典悲剧以死亡强化爱情的可贵，他的“落寞”是为了让观众在唏嘘中更深刻地凝视“道”的代价与尊严。他进一步分享了高级叙事的秘诀——“假因果”。真正的现实主义，恰恰展现人物基于自身误解的逻辑（假因果）去行动，而世界却以另一套真实的逻辑运转，这种错位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与心理真实。
李修文：我的写作深受元杂剧的影响
与徐浩峰的理性解剖形成鲜明对照，李修文将目光投向了秩序废墟上绽放的“热肠”。他的散文与小说，如《山河袈裟》《猛虎下山》，充满了一种“肉身在场”的澎湃激情。他笔下的人物，常常是被时代大潮拍散的个体，在生活崩塌的边缘，于流浪、放逐中意外地迸发出惊人的情义与尊严。李修文指出，这种情义并非英雄主义的主动进击，而更像是一种退守中的精神结晶。“当失去成为常态，中国式的情义便成为一剂安顿心灵的药。”他如此阐释。
他强调，其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话本、元杂剧（尤其是水浒戏）的影响，其中多是小人物在阴差阳错、被动承受中完成自己的命运，鲜有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觉醒。这种叙事逻辑，更贴近中国民间对命运的理解——往往是在退无可退的雪夜，或墙角花开的瞬间，完成一种东方式的顿悟与和解。他坦言，杜甫诗歌中展现的与万物共感的传统，以及其沉入日常的“诗史”精神，是他重要的精神源头。
戴锦华：只会编排桥段的编剧将被AI时代淘汰
戴锦华以恢弘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，将讨论提升至文明反思的层面。她首先拆解了“古道热肠”的二元预设，认为其本应是一体化的理想生命状态。她更关注的是，哪些传统资源在今天可能沦为压迫性的“鬼魂”，哪些又能被激活为创造性的“幽灵”。
面对AI技术带来的空前挑战，戴锦华的分析尤为犀利。她指出，AI最能取代的是基于桥段组合的类型化、套路化写作，这正是好莱坞编剧工会罢工的深层危机。然而，艺术最核心的价值——源于独特生命体验、身体感受的原创性表达，以及至关重要的批判性思维——是AI目前难以企及的。而这正是人文学科与严肃艺术的立身之本。
戴锦华认为，在人类可能步入与硅基智慧生命共存的新文明阶段，“身体”（碳基生命独有的体验与脆弱）将成为我们确认自身存在、进行艺术思考的最终依据。
谈及电影的未来，戴锦华充满忧思与希望。她认为，电影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短视频，而是大众文化时代终结后社会的“部落化”与“圈层化”。电影艺术必须重新追问自身的公共性何在。她深情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界“扔掉戏剧拐棍”“与文学离婚”的激进宣言，对比今日重提文学电影联手的语境巨变，深刻揭示了历史轨道的蜿蜒。她勉励所有创作者：艺术之路无保险，它以大量失败者铺就。若选择以此为己任，追求的应是一份“心安”——那份源自真诚思考、独立创造并敢于面对时代的生命完满感。
对谈中，戴锦华还特别提醒：“我们正在经历文明的转型期，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整体性思维、辩证智慧、意境美学，都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叙事可能性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，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传统的深刻理解者，然后才能成为它的创造性转化者。”
尽管三位大家风格迥异，但整场对谈却呈现出内在共识：真正的创作，无论外表冷热，内核都必须根植于真诚的生命体验、清醒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时代诊断，中国叙事的当代创新，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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